杨叔子院士到我教室听课

我与杨叔子院士过从不密，多为神交，但有一次交集，却是终生难忘，堪称奇缘。我想借此机会形诸笔端，以存没世不忘之念。

2002年，教育部开始评选国家级精品课程，我在清华主讲的“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”居然在两轮投票中全票通过。不过，我并没有特别欣喜，因为评审专家都不听课，是根据申报材料投的票；再说，该课程并非我的专业特长。我在清华开设的“中国古代礼仪文明”课，乃是荟萃“三礼”而成，更能体现我的学术水平，2008年，我准备申报国家精品课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那年5月，教育部对全国高校实施教学评估，以杨叔子院士为组长的专家组一行二十余人进驻清华，当天下午，在清华主楼后厅召开全校教授与干部大会，介绍工作方式与注意事项等。所有专家组成员都要下去听课，由抽签确定所听课程。我想，若能请杨先生亲自听我一堂课，即使评不上精品课我亦心甘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不少青年教师害怕被抽中，而我则唯恐失去这次机会。为此，散会后我候在会议厅门口。杨先生出门后我上前打招呼，他停下脚步，微笑着问我：“找我有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后天晚上我正好有一门课，想请您到教室里指导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？”杨先生微微歪着脑袋、略带调皮的表情说：“我这次来清华，就是想听你的课。”听闻此言，我真是高兴无比。

我那天要讲的课的主题是：《仪礼》记载的“乡射礼”。射箭比赛的缘起，国际奥组委下属国际箭联的章程说，是由英国贵族在16世纪所发明。殊不知中国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盛行乡射、大射、燕射等各种名目的比赛，将比射与礼仪融合为一，称为“文射”，以此涵养君子之德，展现君子风范，人文内涵极其丰富。

上课那天，杨先生与他的助手余东升老师早早到场。余老师对我说：“今天的课，杨先生只能听前半节，因为评估组每天晚上都要碰头，汇总当天调研的信息。”清华的课以85分钟为一大节，前后各一小节，都是40分钟，中间有5分钟休息。我顿时觉得很失落，因为这堂课的前半段属于背景铺垫，后半段才是我的研究心得之所在。如果只听前半部分，则等于没听。奈何？我紧急决定，调整课程节奏，压缩前半段的内容，尽量将后程内容提前，并从容发挥，激发杨先生的兴趣，力争使他不忍离去。

教室有280个座位，我请杨先生前排就座，杨先生不同意，执意坐在最后几排靠右边的座位。为了避免学生紧张，我没有把教育部专家组组长就在我们教室听课的消息告诉大家，我希望能让杨先生看到我日常的教学。

我那天的开场白比较“抓人”：“同学们！北京奥运不到一百天就要开幕了，我想问大家：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只见学生们面面相觑：“我们又不是奥组委的，我们准备什么？”

我接着说：“如果我是一名外国记者，一定会到清华大学来采访，因为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。我会提出如下三个问题：一、中国是文明古国，那么中国古代有体育吗？二、如果有体育，那么有体育精神吗？三、如果有体育精神，请问，它与古希腊奥运会的体育精神相比，孰优孰劣？”

学生听完全傻了，没人考虑过这些问题。于是，我缓缓地说：“今天这堂课，我试图来回答这三个问题。”这时，全场学生的注意力全被我调动起来，都想听我的答案。我朝教室后方望去，杨先生端端正正地坐着，眼镜的镜片泛着亮光，我想，他一定也想听我的答案。

我从卜辞、金文记载的射箭讲起，讲到周代礼乐文明，再导入乡射礼的过程与内涵，步步深入。第一小节的下课铃声响了，作为评估组的秘书，余东升老师起身离场，而杨先生安坐不动，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。为了保证课堂气场的连贯，我课间没有休息，一口气讲到下课铃响，自我感觉不错，学生掌声热烈至极，杨先生也鼓掌。至此，我才告诉学生们：“教育部评估组组长杨叔子院士今天亲临听课！”学生大为惊喜。我请杨先生对当天的教学过程批评指导。杨先生站起来朝学生们拱了拱手，没有说话，随即离场。次日上午，清华校办的一位老师给我来电话，说当晚杨先生听完课回到专家组讨论的会议室，对我赞不绝口，说：“这个彭林，居然把一个古代体育专题讲得这么精彩！”专家组结束在清华的评估后，转场东南大学，不料，东南大学又有校部机关的朋友告诉我：“杨先生到我们这里提到你的课，评价很高啊！”这令我非常感动，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堂有中科院院士的专家在场、端坐听完全程的课，弥足珍贵、毕生难忘。此年秋，我的“中国古代礼仪文明”经杨先生主持的评委会投票，入选国家精品课，我未私托，杨先生亦无私诺，干干净净，令人欣慰。

此后，杨先生几次邀请我到华工的大讲堂作讲演，每次，他都会亲自到酒店看望，问长问短，令人倍觉温暖。其中一次，适逢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华工开会，杨先生特意安排我晚上到校内的爱因斯坦广场作讲演，说是学生在宿舍开着窗就可以听到，影响会更大。承杨先生厚爱，这成为我此生唯一作过的一场露天讲演。

杨先生一生培养的博士逾百位，他要求每位学生都要背《老子》、读《论语》，在文化上传承中华文明的衣钵。我看网络报道，在杨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，弟子送的花圈，在离杨先生灵柩最近处摆成一长列，下款一律写着“学生某某”，犹如一排树木，肃然而壮观。我不由得想起《山海经》里“与日逐走”的夸父，这是一位敢于与太阳赛跑的史诗级的英雄，夸父渴极，饮干了河、渭，又北饮大泽，最后还是道渴而死。夸父“弃其杖，化为邓林”，他留下的手杖，化为郁郁葱葱的树林。杨先生的一生堪与夸父相比，他遗下的手杖，不亦化作了这一片“邓林”？

（作者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教授）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23年03月31日第4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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